《中国经济周刊》 记者 曹煦︱采编： 中财园在线

2017年1月，曾经的“野蛮人”“资本大鳄”徐翔犯操纵证券市场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五年六个月。有知情人士透露，徐翔被判罚金110亿元。6月7日，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对徐翔、徐峻、郑素贞等3人，上海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和上海泽熙资产管理中心（普通合伙）采取纪律处分，徐翔等3人和相关机构被加入黑名单。

近两年，“野蛮人”成为中国资本市场上的高频词，这个称谓源于一本书《门口的野蛮人》，指华尔街的一些私募基金对其他企业恶意并购。这些“野蛮人”是公司经营管理圈之外的人，成为控股股东后，就接管了公司，使原来的股东、经营管理层边缘化。他们不做长期投资，不通过发展实体经济来获益，却谋求上市公司控制权，通过各种手段谋求短期利益。

从国内情况来看，“野蛮人”既包括2015年下半年以来激进举牌上市公司的部分险资，也包括曾依靠手中巨额资金，并利用自身在信息、资源等方面的优势在资本市场兴风作浪，甚至控股上市公司的“资本大鳄”。

2016年年底以来，监管层对“野蛮人”“资本大鳄”的监管不断加码，证监会主席刘士余曾在多个场合释放严厉的监管信号。而能否管住“野蛮人”、围猎“资本大鳄”，不仅事关资本市场公平环境的打造，更与资本市场能否发挥其应有作用，为实体经济提供资本支持息息相关。

资本本身并不罪恶，关键在于如何用好资本。但在过往，一些无力抵御“野蛮人”入侵的实体企业，往往出现管理层被排挤或出走，公司原有实业发展路径被改变的情况。

因此，我们希望借还原徐翔入主一家老牌的中关村企业大恒新纪元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大恒科技”，600288.SH）的过程，一方面了解“野蛮人”给实体经济带来的困顿，另一方面探究到底何为实体经济所需的资本。

“如果‘野蛮人’没有进来，大恒一定会是另外一个样子。”已从大恒科技离职两年，72岁的公司原副总裁、原总工程师宋菲君这样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说。

主营光学、激光元器件及设备，于2000年上市的大恒科技是一家有光荣历史传统的企业，其得名便是为了纪念“中国光学之父”王大珩。1987年，中科院为了响应“科学技术转化为生产力”的号召，以王大珩院士名字的谐音命名的“大恒公司”应运而生。

1988年，时任国家科委主任宋健亲自批示“放人”后，当时被评为“国家级有突出贡献中青年专家”的宋菲君被批准从中科院离开转而加盟大恒，他创建的大恒光电事业部起初只有5个人。2015年年初，宋菲君离开了供职27年的公司，彼时大恒科技年度营收超33亿元。对于两年前的离职，宋菲君至今仍有些不甘：“真的没想到会以这样一种方式离开。”

“中关村上世纪80年代成立的几个大公司，联想、大恒、科海、希望、四通，有的离开科学院了，有的倒了，大恒走过30年不容易。”宋菲君向记者说，“几十年的心血、国家这么大的投入、这么优良的资产，落到这么一批人手里，心里有巨大的疼。”

宋菲君的心痛始自2014年11月24日那次股权转让，那天，徐翔入主大恒科技，这家拥有30年历史的老牌上市公司命运陡变，并持续至今。

入主

换将、卖资产、定增，泽熙系动作频频

青海“老虎”毛小兵落马，老牌科技公司迎来新贵东家

徐翔入主大恒科技，要从因受贿罪、挪用公款罪被判处无期徒刑的青海省委原常委、西宁市委原书记毛小兵说起。经审理查明：毛小兵曾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为他人在股权收购等事项上谋取利益。

知情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他人”指的就是曾担任西部矿业集团有限公司副董事长、中国新纪元有限公司（下称“新纪元”）董事长的江彪。而新纪元是徐翔入主前大恒科技的控股股东。据媒体报道称，毛小兵案司法文件显示，江彪被另案处理。

2014年4月24日，中央纪委监察部对外公布，毛小兵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组织调查。知情人士称，江彪此后开始运作股份转让事宜。

据多位大恒科技内部人士说，在大恒科技一位高管的介绍下，两个宁波人江彪与徐翔走到了一起。2014年11月24日，新纪元与徐翔的母亲郑素贞签署“股份转让协议书”，将其所持有的大恒科技约1.29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9.52%）转让给郑素贞，转让价总计12.02亿元。在不触及30%要约收购线的情况下，郑素贞成为大恒科技第一大股东，新纪元只保留1.14%股份。

对徐翔和其控制的几个资本运作平台所组成的泽熙系而言，大恒科技在当时成为合适标的，绝非偶然。

从纸面实力看，大恒科技市值40多亿元，在A股中体量并不庞大， 拥有大恒图像、大恒光电、中科大洋等专业细分领域的龙头企业。此外，大恒科技在金融板块也有布局，参股诺安基金20%股份，旗下子公司中国大恒持有大陆期货股份。

从泽熙系的发展路径来看，2014年3月20日举行的工大首创股东大会上，属于泽熙系的资本运作平台上海泽添推举的徐峻当选工大首创董事长，至此泽熙系首次掌控一家上市公司，随后公司名称被改回宁波中百。这标志着徐翔用20年时间，完成了从一个散户到私募、再到上市公司控股股东的转身。

“资金规模越大就越难进行短期买卖，寻求一些定增项目的长期投资机会，这种想法是正确的。若再想做大，除非做成类公募的投资方式，寻找成长型机会，不然就是控股上市公司寻求自己操盘。”长期关注私募行业的上海紫越程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总监吴鹏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这样分析泽熙系控股上市公司的逻辑。

大恒科技并非江彪与徐翔“合作”的唯一标的。2015年5月，波导股份大股东宁波电子信息集团有限公司（下称“宁波电子信息”）分别与瞿××等6名自然人签订了股份转让协议，转让其持有的公司股份1.67亿股，占公司总股本的21.71%，总价格14.44亿元。据媒体报道，瞿××等6人均与徐翔及泽熙系关系密切，而宁波电子信息的背后，则是江彪控制的新纪元。上述6位自然人很快便完成了抛售离场。

对大恒科技而言，滚烫的资本能否给这家老牌中关村上市公司更美好的未来？对于徐翔和泽熙系而言，从传统的二级市场投资者角色中跳脱出来，直接掌控上市公司，他们志在搞好实体企业还是以此为筹码圈取更多的钱？

“董事会成了泽熙内部会议”“他们觉得资本是万能的”

成为大股东后，泽熙系的人员开始全面接管大恒科技。

2014年12月29日，大恒科技召开临时股东大会，提名赵忆波、鲁勇志、王蓓担任大恒科技董事，随后鲁勇志当选董事长，三者都曾在泽熙投资任职。免去所有原董事会成员后，原监事黄玉峰成为新董事会唯一留任的“旧部”。

此后，大恒科技便陆续传出高管辞职的消息，包括公司原副总裁兼总工程师宋菲君和原副总裁何建国，而两人的离职经历均让外界感到“蹊跷”。

2015年1月9日，大恒科技公告称，公司董事会收到副总裁兼总工程师宋菲君的辞职邮件。宋菲君由于年事已高、健康欠佳，申请辞去公司副总裁兼总工程师的职务。而宋菲君“辞职”距他被聘为大恒科技副总裁，仅过去不到一周。“公告上说我身体不佳，其实我身体蛮好。”回忆起两年多前的“辞职”，宋菲君依然激动：“年龄？一周时间我能老多少！”

那么，宋菲君缘何离开效力了27年之久的大恒科技？

“只用自己的人，大恒开董事会更像是泽熙内部的会议。”宋菲君回忆泽熙入主大恒科技时的场景说，“他们在发展规划、用人、企业文化这三个方面，与中科院血统的大恒格格不入。”

“他们完全违背企业发展的规律，凭空臆想提出太高的指标，强求大恒在很短时间内要翻几番，让我想起‘大跃进’的时候。”宋菲君说，“他们满嘴都是资本，他们就觉得资本是万能的。”

“辞职报告打上去当天就批了，连一次话都没谈过，巴不得你赶紧走。”宋菲君对“被辞职”一事“心知肚明”，“他们既不需要了解公司运作的高管，更不需要科学家。”

如果说宋菲君是“被迫”离开大恒科技，那么何建国的离职显得颇为“主动”。

2015年3月6日，大恒科技宣布，副总裁何建国提出辞职，何建国将不在上市公司担任任何职务，但辞职不影响其在公司控股子公司的其他任职情况。公告披露何建国因需要集中精力负责智能检测设备产业化项目和多用途工业数字摄像机技术改造项目，同时开拓新业务，无法同时履行好上市公司副总裁的职责。

记者注意到，何建国在辞职前的一个“插曲”是违规短线交易大恒科技股票。何建国的股票账户于2015年1月28日买入大恒科技股票4000股，成交金额67824元；于2015年2月3日卖出1000股，成交金额17700元。上述交易构成短线交易、年报窗口期交易。此后，大恒科技还曾收回何建国此次违规买卖公司股票的744元收益。

对此有市场人士称，“一个上市公司副总会犯这种低级错误吗？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故意给自己找一个辞职的理由。”

离开大恒科技后，何建国继续担任中国大恒副总裁、大恒图像总经理。直到2016年5月，何建国又回归大恒科技兼任副总裁。

“各路诸侯不买账”的尴尬

泽熙系虽然改组了大恒科技的董事会，但面对大恒内部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原董事会多年的经营积累，其也遇到了未曾想到的无奈。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大恒科技部分子公司高管并不配合董事长鲁勇志的工作。大恒某子公司高管私下放言，“反正我就这样，不要对我有业绩要求，要不你就换人，大不了我不干了。”

鲁勇志的处境可谓尴尬。对徐翔而言，他是不折不扣的执行者；面对大恒的老班底，他的很多想法难以贯彻。

据称鲁勇志几乎每天都要去徐翔当时在北京金融街英蓝大厦5层的办公室汇报工作。一位接近徐翔的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鲁总虽然名义上是董事长，其实没有决策权，每一件事都需要徐翔单独授权，几乎所有的事都是执行。”

上任伊始鲁勇志曾想在大恒内部做一个资金池，把各公司的资金集中管理，结果根本推不动；2016年初鲁勇志以50万年薪为大恒招聘了一位财务总监，结果各子公司抵触很大，许多工作很难推动，不到一年这位财务总监便辞职走人。

中科大洋和中国大恒是大恒科技两家最核心的子企业。2015年4月，鲁勇志改组中科大洋董事会后，亲自兼任中科大洋董事长，中科大洋原高管团队大批离职；而大恒科技原董事长张家林虽然卸去上市公司职务，但保留了中国大恒董事长的职务。

现年76岁的张家林掌控大恒多年，其履历显示，他在上世纪80年代从中科院系统“下海”，和柳传志、段永基等中关村IT大佬是同一批企业家。1989年出任中国大恒公司总裁，从2000年到2014年一直担任大恒科技董事长。

新老董事长之间形成了微妙的制衡关系。“很多大恒的老人只听张总的，都到快退休的岁数了，什么都不在乎。”大恒科技内部人士郑义说。一件小事似乎可以佐证，大恒科技某事业部负责人出国休假，人都已到了国外才向董事长兼总裁鲁勇志汇报。

记者还从大恒内部了解到，2015年3月，大恒科技董秘严洪深被“安排”去中科大洋做财务总监，“结果在大洋被架空，无所事事，只能又撤回上市公司。”

“徐翔想集权，各路诸侯不买账。” 曾担任大恒科技副董事长、总裁，以及旗下子公司中科大洋董事长兼总裁的姚威打了个比方称，“张总掌控和管理了这么多年，影响力很大。”

蹊跷的第一步棋：价值几个亿的地7000万卖了？

徐翔母亲郑素贞成为大恒科技大股东后，下出的第一步棋便令人费解。

2014年12月16日，经大恒科技第五届董事会第二十三次会议审议通过，大恒科技与自然人吴建龙达成意向，吴建龙以6935.73万元受让公司体系内合计持有的宁波明昕微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宁波明昕”）73%股权。

公告称，基于受让方（吴建龙）非电子行业企业，故大恒科技与吴建龙还达成了宁波明昕的重组方案，由大恒科技受让宁波明昕持有的泰州明昕微电子有限公司（下称“泰州明晰”） 99.3%股权、宁波华龙电子股份有限公司（下称“宁波华龙”） 27.05%股权。其中泰州明晰作价1.2亿元，宁波华龙作价4950万元。

单从交易金额看，这意味着，大恒科技将控股子公司以近7000万元的价格转让他人，但同时以1.7亿元的价格收购控股子公司旗下的资产。

这一蹊跷的决定遭到了原管理层的反对，据说大恒科技时任董事长张家林起初没有签字，但是迫于新东家的压力，最后不得不“妥协”。

据介绍，事实上吴建龙与徐翔早有“交集”。吴建龙曾担任浙江向日葵光能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向日葵，300111.SZ）董事长，2013年9月5日、10日、13日、23日、26日5个交易日，吴建龙及其全资控股的香港优创国际投资集团有限公司，每次减持向日葵股份5599万股，合计减持2.8亿股共计12.6亿元，成为当时创业板“套现第一人”。

而吴建龙减持的股票几乎都由国泰君安上海打浦路营业部接盘，该营业部为泽熙系的“御用席位”。而徐翔操盘的华润深国投信托有限公司—龙信基金通1号集合资金信托，在2013年二季度便成为向日葵第五大流通股东，持有324.79万股。

中国证券投资基金业协会披露，2012年底，徐翔与X公司董事长吴某见面，建议吴某辞去董事长职务以多减持股票。吴某辞职后，2013年6月，徐翔使用泽熙产品买了X公司300多万股票，以展示实力并表达与吴某的合作诚意。双方多次商谈后，达成操纵X公司股票的合谋。

据了解，“吴某”即吴建龙，“X公司”即向日葵。

宁波明昕虽然连年亏损，但是其厂房土地价格却一直飞涨，这或许是这份资产的最大诱惑。“宁波明晰的地在宁波市中心，地价就值几个亿，却以7000万卖给一个个人。”大恒科技内部知情人士郑义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透露，“肯定是有点问题，感觉像是做局掠夺大恒的资产，但是又说不出来。”

2015年5月，宁波明昕资产重组及股权转让交易完成，宁波明昕出售后设备迁至泰州，泰州明昕成为大恒科技全资子公司。2016年度泰州明昕营业收入5397万元，较上年度下降16.8%，亏损5275万元。郑义说，“宁波的包袱看上去没了，泰州的包袱又来了。”

事实上大恒科技后来本来有希望甩掉泰州明晰这个“包袱”，但是因为泽熙系2015年的“定增”，错过了最好的机会。“当时有人要买泰州的地，但是定增报告中有几个项目都落在泰州， 所以卖不了。”郑义说。

新董事会缘何入主后迫不及待地要进行定向增发？

“编出来”的定增

2015年1月15日，泽熙系祭出“大动作”。当日公告称，大恒科技拟实施30亿元的定向增发，郑素贞以每股9.71元价格认购本次发行的3.09亿股。此次发行完成后，大恒科技总股本为7.46亿股，郑素贞将合计持有4.38亿股，占发行后总股本的58.72%。

事实上此次定增早有预案。参与定增的大恒内部人士陈实透露，“11月收购完成后，新董事会还未改选，定增的任务已经下达了。”

大恒科技对外给出的解释是：首先，郑素贞认为当前持有大恒科技股份29.52%的比例不高，所以有必要增持从而巩固对大恒科技的控制权。其次，郑素贞希望通过增持加快公司现有先进技术研发成果的转化，提升公司产品市场竞争力和盈利能力。

根据公告，30亿元将投入5个项目，很多人都认为如此大规模定增脱离实际。陈实回忆当时的情景称，“我们都觉得30亿有些夸张，十几个亿比较靠谱。”一位大恒科技前高管则直言：“这种做法完全不符合企业自身的发展规律，是典型的短期行为。”

在董事会的坚持之下，这一数字被多个业务部门分解。“有的业务单位原本可能只需要几个亿，无奈之下，最终编制了十几个亿的定增任务，放大了很多倍。”陈实说。

面对如此定增方案，管理者也分成了两派，拒绝和接受。

大恒科技旗下的中科大洋科技股份有限公司（下称“中科大洋”）属于前者，它没有参与定增，也拒绝配合大股东财务作假并拒绝提供任何材料。结果是董事会被改选，中科大洋原董事长姚威被迫“下课”。姚威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回忆当时的情景时说，张总（时任大恒科技名誉董事长张家林）直接问我：你是自己辞还是公司辞你？

大恒科技内部依然有声音对“新老板”抱有期待，“定增虽然有些放大，但能感觉到还是为了企业更好。”陈实表示。在陈实看来，如果定增成功，大恒科技在研发投入和兼并重组上都会不一样。“有些公司可能该关就关了，该换人就换人，有的坏账就可以处理。”

而离去的管理者则对这种“定增”嗤之以鼻。姚威表示，如果定增成功，只有一小部分钱会用于公司自身业务发展，剩下的大头都会用作兼并重组。“他们直言不懂管理，不依赖大恒的产品和市场发展公司，而是靠资本运作来赚钱。”

一位大恒科技前高管则分析认为，“（这种做法）是用大恒科技这块高技术的牌子，通过所谓增发，构建虚假的指标，包装企业，过几年出手卖掉，为自己挣大钱。”

2015年9月28日，定增方案“缩水”：总额从不超过30亿元调整为23.93亿元。发行完成后，郑素贞持股比例将从29.75%增加至55.13%。

但方案审批过程并非坦途。针对发行方案，证监会曾就募集资金规模与公司现有资产、业务规模匹配性等问题进行问询。2015年10月30日，大恒科技公告显示，证监会审核通过了公司定增方案，彼时尚在等待证监会书面核准文件。

仅仅两天之后剧情便出现反转。2015年11月1日，泽熙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总经理徐翔等人通过非法手段获取股市内幕信息，从事内幕交易、操纵股票交易价格，其行为涉嫌违法犯罪，被公安机关依法采取刑事强制措施。

11月3日，大恒科技发布澄清公告称，虽然大恒科技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郑素贞之子徐翔近日正接受相关部门调查，但公司目前生产经营活动一切正常。公司强调，郑素贞未直接参与公司的经营管理。此前，徐翔先生在公司不担任任何职务，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未受其影响，此后其对公司的日常生产经营及公司的实际控制权也不会产生影响。

但背负着各种“猜想”、即将大功告成的定增最终戛然而止。2016年2月16日，大恒科技宣布，公司非公开发行股票方案因超过12个月有效期且未获得证监会书面核准文件而自动失效。

而大恒科技的艰难度日，刚刚开始。

事发

大恒科技陷入困局

徐翔涉事，大恒科技融资艰难

事实上，并没有公开信息显示徐翔的案件与大恒科技有关，但大恒科技却因徐翔出事深受波及。

随着徐翔事件继续发酵，泽熙系持有的包括大恒科技、宁波中百、文峰股份等价值数十亿的上市公司股份随后全部遭到冻结。

在徐翔被警方带走后第8天，2015年11月9日，郑素贞所持有的大恒科技 129960000 股无限售流通股被公安部门冻结，冻结期限为2015年11月9日至2017年11月8日。2016年4月12日，于2015年11月9日进行的冻结被解除，轮候冻结转为正式冻结，冻结期限两年。这意味着，郑素贞所持大恒科技近1.3亿股要被冻结至2018年4月12日。

2015年12月，大恒科技独立董事杨旺翔一度失联，随后其申请辞职，不再担任公司任何职务。杨旺翔在徐翔控制的宁波中百、康强电子等多家上市公司担任独董。

2016年1月14日，大恒科技公告称：2016年1月12日，公司董事长、总裁鲁勇志未能正常上班，经公司多方了解、核查相关情况未果。

“突然有人打电话让他去配合调查，去了就联系不上了。”关于鲁勇志的“失联”，知情人士称，“鲁勇志曾经作为研究员调研过美邦服饰等公司。”上市公司美邦服饰的异动，被视作压垮徐翔的“最后一根稻草”，也是媒体披露导致其被捕的直接原因。

直到2016年2月2日，大恒科技公告称鲁勇志已于2月1日正常在岗履职。“从案子的进展看，中间的内幕操作鲁并不知情。”上述接近徐翔的知情人士告诉《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徐翔有个更内部的圈子，鲁勇志在核心之外，只属于执行层面。”

直到徐翔被宣判的一年时间里，除鲁勇志外，泽熙系为大恒科技“选派”的多位董事选择了销声匿迹，基本不出现在公司。

徐翔涉事带来的余波远未平息。《中国经济周刊》记者从大恒科技内部了解到，从2015年年底至今，因为股权冻结导致银行抽贷或提前还款，大恒科技业务拓展举步维艰。在大股东无法担保的情况下，大恒科技甚至将位于北京苏州街3号大恒科技大厦写字楼中的公司房产抵押给担保公司贷款，以维持日常运转。

“（徐翔）出事后银行很快打来电话，催促还款，公司很快捉襟见肘。”大恒科技内部知情人士郑义回忆称，“融不了资，有项目想做但是没有资金，只能考虑怎么生存。”

事实上，徐翔被捕对多家相关上市公司融资事项带来影响。泽熙系参与认购的宝莫股份公告终止定增事项；乐通股份定增方案也与徐翔“划清界限”，郑素贞退出认购；而华东重机的定增方案则在排除原认购对象泽熙系后获得证监会核准。

徐翔的110亿罚金怎么筹，会卖掉大恒科技股权吗？

2017年1月23日，据青岛市中级人民法院消息，被告人徐翔、王巍、竺勇犯操纵证券市场罪，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5年6个月、有期徒刑3年、有期徒刑两年缓刑3年，同时并处罚金。有知情人士透露，三人一共被判处了120.5亿元罚金，其中徐翔个人被判罚金110亿元。

徐翔是否有能力缴纳天价罚金？有接近徐翔的人士表示有两种可能：如果不缴足罚金，法院就会强制拍卖股权；如果能缴足罚金就可以解冻股权，解冻后公司就可以融资、定增，正常运转。

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法院拍卖会比正常交易便宜，不排除外来资本乘机“捡便宜”。也就意味着对徐翔来说，拍卖对他的损失太大，并不是最好办法。

而据某接近徐翔的人士介绍，徐翔转到监狱后，每个月亲属可以探视一次。“徐翔还在控制公司，所有的事他不同意就办不了。”

“他可能优先保大恒，实在不得已才会卖。” 知情人士透露，也有传闻称目前现状下徐翔家人正在寻找接盘者。

最为迫切的是，大股东的股权冻结，已经导致大恒科技融资紧张延续至今。一位要求匿名的大恒内部员工称：“我们都盼着尽快有个结论，公司恢复正常，有些业务需要拓展，否则不进则退。”据悉，由于徐案，银行从风控角度考虑基本上不愿与大恒科技打交道。

中科大洋：人员流失严重，国家信息安全面临风险

“证监会阻止了一批野蛮人的入侵，但是像大恒这样已经被野蛮人占领的公司，目前看毫无前途。”曾担任大恒科技副董事长、总裁的姚威这样对记者说道。

“如果现在这种僵局打破，大恒还很有希望，几年后就很难说了。”宋菲君也直言。

大恒科技最新公布的2017年一季报显示，公司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5.33亿元，同比增长9.41%；净利润为-1110.39万元，同比增长46.75%。

数据之下的情况如何？

以大恒科技旗下的核心企业中科大洋为例，这也是目前唯一由鲁勇志兼任董事长的大恒科技子公司。

数据显示，中科大洋2016年营业收入6.05亿元，较2015年的6.03亿元增长0.28%，归属于中科大洋母公司的净利润5208.4万元，较上年同期的2453.70万元增长112.27%。

然而据中科大洋某内部人士告诉记者，有一笔央视新台址的项目2016年才验收，直接增加净利润9000多万元，不算这笔钱应该是亏损，“大洋其实在吃老本，现在验收的项目都是前两年的，实际当年有效利润是负的。”

比经营数据更显冰冷的，是大批骨干人员的离去。2015年至今，该公司核心技术骨干离职率高达三分之二，其中硬件产品研发团队全部离职。公司创始人、原董事长兼总裁姚威，主管技术研发的董事、副总裁邓伟等一批元老悉数离开。多位中科大洋离职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目前中科大洋新增业务量锐减，基本没有大的新项目，仅靠以往项目的应收账款维持运转，连工资发放都一度告紧。

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记者在采访中了解到，中科大洋作为广电行业龙头企业还承担了大量国家级保密项目，人员变动以及经营管理水平的全面滞后，给中科大洋所承担的众多国家级涉密项目的运营、维护、升级带来很大不确定性。

以中央某机构的音像资料存储项目为例。据该机构相关人士介绍，大洋硬件研发团队的全体离开，将会给密级较高的资料系统的维护工作带来实实在在的隐患，也会对资料系统的硬件维修带来风险，比如在维修时更换的硬件如存在后门，则会使系统存在信息泄密的巨大安全风险。“我们的系统中存贮的都是国家级的资料，这个风险的危害是无法估量的，也是无法想象的。”

黑龙江省电视台是中科大洋的长期客户，副台长王文堂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广电行业企业如果保密能力和技术服务能力下滑，将给企业所承建的国家涉密项目带来巨大的泄密风险和潜在损失。“如果有内部控制人试图通过技术服务觊觎国家机密，那将给国家级信息安全带来更大危机。”

“最近两年明显能够感受到大洋的技术服务人员流动比较大，熟悉项目的人都走了，新来的技术人员有些跟不上。”王文堂说，“感觉到大洋达不到我们的要求了。”

此外，大洋的动荡对相关涉密单位的正常业务带来隐患。比如中科大洋负责维护的中央电视台声像资料馆，该馆存有新中国成立以来数百万小时的珍贵视音频资料数据。“一旦出现严重事故，珍贵的史料数据因脱管和失去维护、升级，或被居心叵测的公司涉入，极易损毁、瘫痪、泄露，给国家信息安全带来难以弥补的重大损失，以及无法估量的政治影响。”中央电视台声像资料馆某负责人介绍说。

发生在大洋的困局似乎并不是个案。大恒科技某前任高管告诉记者：“目前大恒科技已经断了资金来源，贷款无门，成了一盘死棋。目前包括大恒光电在内的多个事业部，从高管到普通员工都表示看不到前途。”“如果人都走了，没人才、没资金、没机制，只能等死。”曾担任大恒科技副董事长、总裁的姚威说。

《中国经济周刊》联系鲁勇志和张家林采访未果，但张家林向记者发来短信表示了他拒绝采访的理由：“我如讲一切都好，是违心。我如讲负面，会导致中国大恒融资更难。”

残局

大恒科技还有逆转机会吗？

徐翔并非问题的全部

事实上徐翔入主前，大恒也并非毫无问题。“不能把大恒的所有问题，都归结为徐翔的进驻。”大恒内部人士陈实坦言。

多位了解大恒的市场人士向《中国经济周刊》记者反映，大恒科技经营理念保守，是多年来制约其发展的重要原因。

在内部治理结构上，上市公司作为大股东，与旗下公司的微妙关系，也是大恒科技存在多年的突出问题。“子公司各自为战，大股东也没什么监管，基本就是凭良心做事。”陈实告诉记者。

记者在采访中获悉，长期以来，大恒旗下多家公司的管理团队自己又成立公司，与大股东在利益分配上存在竞争，原董事会对此“心知肚明”，似乎也没有办法。而记者查阅工商资料显示，部分大恒科技原董事会成员长期在外参股或直接控制多家公司。

大恒科技多位高管曾“暗中”参股旗下公司中科大洋最大竞争对手索贝公司，为此中科大洋和大股东一度到了要对簿公堂的地步，上市公司与控股子公司间的紧张关系可见一斑。

正因为以上“旧疾”，使大恒旧部对新董事会一度充满期待。

证券研究员出身的鲁勇志到任大恒科技董事长后，对公司了解得很快。“虽然对业务不熟，但他研究企业和行业的能力很强，很快就提出了一系列新的思路。”大恒图像公司某人士称。

鲁勇志随后对大恒进行了一场“审计风暴”，结果令人惊讶：大恒科技某子公司事业部在审计中查出了账务问题，数额不菲。“很多公司看账面没怎么赚钱，负责人赚得盆满钵满。”陈实称，“如果没有审计，这些隐藏的问题不会浮出水面。”

此后新的管理层也为大恒带来了一些新的气象。“发现了很多长期制约公司发展的问题，提出了审计、考核、定增、股权激励等想法。”大恒科技副总裁何建国对《中国经济周刊》记者表示，“关于业务，我们做了很多调研，讨论了很多方向，当时有很多憧憬。”

而在大恒科技内部知情人士郑义看来，“泽熙的人和大恒的班底如果配合好，可能会是良性互补。”

不管当初有何憧憬，如今的大恒科技已经陷入僵局。

大恒科技前高管：用实业做筹码圈取更大资本，只能毁掉企业

有着浓厚中科院烙印的大恒科技，可以看作是上世纪80年代走过来的中关村企业群像的缩影。“大恒原是中科院的企业，大恒骨干几乎都有中科院的渊源，大恒的主要发展方向也来自中科院的技术积累，企业文化也沿袭了实事求是的作风。”宋菲君说。

在接受《中国经济周刊》采访时，宋菲君表示：大恒30年的发展成果，本身就是科学院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成功案例。“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国家对科研的投入不可谓不大，科研成果演变成产品的路程不可谓不长，而真正走完科研成果产业化的成功案例却太少。”

在宋菲君看来：国家需要真正有实力、有规模、有发展前途的实体公司。“把大恒这样现成的产业化公司盘活，比从头培养一个初始阶段的公司要快得多，效果好得多。”

多位受访对象也表示：如果现在这种僵局打破，大恒还很有机会逆转，几年后就很难说了。

如何破解僵局？核心关键是产权。“产权问题一解决，大恒这盘棋马上活了。中科院能控股是最理想的情况，也不排斥社会资本的投入。”宋菲君特别强调，“但是一定要了解实业，尊重科学，尊重产业的发展规律。”

作为中科院研究员和美国国际光学工程学会高级专家会员，宋菲君在硅谷见证了许多资本助推高技术公司发展、上市的成功案例，“许多风险投资公司高管本人就是企业家，他们懂得企业发展规律，尊重企业管理和科技人员，将资本与创新成果结合，给企业发展注入能量，使企业上了台阶。”

“资本与创新的良性结合、互动是企业做大做强的重要条件”，可发生在大恒上的事让他大跌眼镜，两厢比较之下他认为：“好的资本一定了解实业，和实业公司有共同语言，只投资不干预，公司才能发展。但是用实业做筹码圈取更大的资本，谋取个人或小集团的利益，只能毁掉企业。”

中科大洋原董事长姚威也持同样观点，他表示，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从消除国家涉密部门和广播电视安全隐患的高度，重视中科大洋乃至大恒科技当前的问题。“可以通过将中科大洋股权交由国家托管或国资介入的方法，由具备保密资质和技术能力的团队重新掌控管理企业，以确保涉密资料和广电核心机构的安全水平回归到可控范围。”

上海紫越程企业管理咨询公司总监吴鹏对《中国经济周刊》表示，对于公司的现状，急需要产业资本的有效介入，去提升企业发展的动力，而不仅仅是解决钱的问题。

“如果还是野蛮人控盘，一旦他们的所谓目标实现，亏本的将是股民，败坏的是股市的信誉，受损的是国家利益。”宋菲君坦言，“大恒不但不可能发展，最后一定是衰败，甚至破产。”